卷首语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”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，是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，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史。

“四史”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底气骨气正气，提升党性修养的内生动力。扎实学习“四史”，坚持思想建党、理论强党，方能知来路、明方向，不忘初心，与时俱进，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。

我们与大家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……

以窑洞为教室、以石头砖块为桌椅的“高等学府”

在党和红军到达陕北并站稳脚跟后，党中央认为，我国正处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夜，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，提高老干部的水平，创造许多新干部。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。于是，1936年4月党中央决定，将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“中国红军大学”继续办下去。

当年6月1日，在陕北安定县（今子长县）的瓦窑堡中梁山上闾家大院创办了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”，随即改名为“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”，简称“红大”。首期共有学员1038人参加，分三科，全部来自红军，大多是红军的中、高级干部，其中有罗荣桓、彭雪枫、谭政、苏振华、杨成武等。

红大成立当天，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学典礼。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：“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军校，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，领导了北伐成功。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，我们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，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，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。办红大是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，为革命储蓄干部。要办好红大就要艰苦奋斗。我们这里要教员，没有；要房子，没有；要教材，没有；要经费，没有。怎么办？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。红大初创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。田野就是操场，院子就是课堂，砖头就是凳子，膝盖就是书桌。”

1936年7月，红大一、二科跟着党中央移驻保安（今志丹县）。当时，保安被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，洗劫一空。红大教职学员用勤劳的双手，打扫学习室，整修课堂和宿舍，他们用大石块作桌子、小石块作凳子。在这样的石头天地里，学员们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生活。毛泽东为抗大授课时，还赞扬了这种艰苦创业精神，并诙谐地说：“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，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——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。1937年1月，红大跟随党中央进驻延安，并改名为“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”，简称抗大。“以窑洞为教室，石头砖块为桌椅，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，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‘高等学府’，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。”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对这所“窑洞大学”的描述。

这所“窑洞大学”的教育委员会主席，由毛泽东兼任。他还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等哲学与军事课程；为抗大定下了教育方针，即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”；制定了抗大校训，即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的校训。这样的方针和校训，深深融入到了抗大的办学实践中，并逐步形成了“少而精原则”、“理论与实际联系”、“军事、政治、文化并重气”、“互相帮助学习”、依照“教育计划”学习等教育方法。

抗大、抗大，愈抗愈大

随着革命形势发展，抗大办学规模不断扩大。1937年1月20日，抗大第二期正式开学，这期共设4个大队，参加学员1362人，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1400余人，共2700余人。这些学员包括西安事变后东北军、西北军的爱国人士，其中就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、张学明，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，也包括北平、天津等地参加“一二九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。这期还成立了一个59人的女生区队，其中就有贺子珍、康克清等。为了扩大招生，抗大当年还发布过招生广告：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，一宗旨、二资格、三年龄、四报名日期、五报名地址、六考试科目、八录取人数、九待遇、十教育科目、十一毕业期限、十二校址、校长林彪、副校长刘伯承、公历一九二六年（1937年）一月二十一日。

1938年4月16日，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，当年8月至12月先后分批毕业。这期间抗大得到了空前发展。本期共有学员5562人，只是5月到8月份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。进入抗大学习的学员先后被编为8个大队，四十三个队。

据统计，从1937年到1939年6月，总共有15000多名有志青年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，奔赴延安抗大学习。为适应抗日根据地发展，使抗大教育能更能适应抗战需要，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，抗大总校分出两个分校，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。抗大总校仍留在延安，按既定教育方针和校训，一如既往开展各项工作。特别是，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，建立了抗大农庄，开荒二万亩，帮助部队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。

在敌后将近3年的时间里，抗大发展了8个分校，后来又发展为12所分校。其中，一分校在晋东南、后迁山东，二分校在晋察冀的灵寿，后返陕北并入总校，三分校在延安，曾改为军事学院扩后亦并入总校，四分校在淮北，五分校在苏北，后迁淮南，六分校在山西武乡，后并入总校，七分校在山西兴县，八分校在淮南天长县，后改新四军二师教导团，九分校在南通，后改苏中公学，十分校在鄂豫皖，太行分校在河南涉县，太岳分校在山西沁水。

可以说，东至海滨，西至西北高原，在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各抗日根据地都有了抗大的旗帜。敌后办学期间，面对敌人封锁的环境，抗大各分校教职学员，一边学习、一边战斗，一手拿锄、一手拿枪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经受了很大的锻炼，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，使许多青年入校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干部。这正可谓是：抗大、抗大，愈抗愈大。

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，中央军委命令由何长工率领总校从陕北出发，挺进东北，改为东北军政大学，其他分校改办华北、华中华东军政大学，这宣告了抗大历史任务的完成。

抗大办学的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

虽然迫于革命战争形势，抗大只能流动办学，时而行军，时而驻扎，经延安瓦窑堡、行走晋东南、驻扎邢台浆水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共产党一边革命，一边办学，培养一批，输送一批，培养了大量优秀军政干部人才。当时，有记者在“窑洞大学”参观后感叹：“每一个窑洞里都装有若干‘炮弹’，将来这些‘炮弹’飞出去，就不得了！”对此，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也深谙其中道理说：“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，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。”抗大在当时的意义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些干部人才中，既有身经百战、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，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。历史表明，这一大批党政军干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，也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，并为新中国建立、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党我军的发展准备了干部条件。新中国开国将领中有7位元帅、8名大将、26名上将曾在抗大学习或工作过，1955年授衔时，“抗大人”占88％。从这个意义看，抗大在党的历史上可谓是意义重大、影响深远，是载入史册的。

（原载于2020年7月20日“澎湃新闻”，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，题图来源：新华社）

来源：天津政法